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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掘和揭示正面典型身上的真善美特质 满足社会普遍的向上心态
人们普遍具有追求真、善、美的心理需求，喜欢看到丑恶的现象被批判、鞭挞，看到正义和正气得到弘扬。人们之所以对正面典型报道存在巨大需求，这种道德心理是重要的基础。
在选择正面典型的时候，按照真善美的价值观产生出来的典型形象，将成为人类共同的、或者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榜样，那么，这种典型将具有教化的作用。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黎丰在《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平等的渴望等，算作‘道德’的内容，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台湾新闻媒体中设立有一个“社会光明面报道奖”。据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称，“设立这个奖项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透过新闻人的笔与口将光明散播大地，纠正报道的偏差，提醒新闻人在报道新闻时应思考社会责任，新闻应带给社会安宁和祥和，反对一些媒体为了求生存，以八卦、暴力、血腥、色情为奇招，带给社会负面影响。”海峡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人类在向往追求光明、进步、积极的东西这一点上，是具有共同心理的。就我们的报道来说，坚持“三贴近”原则、突出共鸣效应，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人民群众的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心理，从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突出正面典型的代表性、榜样性、示范性，让典型发挥其应有作用。
正面典型作为特定的事实、特定的人物、特定的现象，存在于特定的时代之中。我们当前处在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把握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心理，首先要从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去入手。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构成了时代的鲜明特征和强劲的主旋律，新生力量不断发展，光明的、进步的、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美好的事物，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主流和方向。身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群众的人心所向，无疑是追求光明、进步、积极、健康、向上、美好的一切，这一切构成我们时代普遍的道德追求和积极的价值观。以此为精神支柱，我们的人民大众就必然会以热情、智慧和力量投身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事业，他们以及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投身改革、创造历史、建设美好新生活的英雄壮举，在伟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高尚觉悟和时代风采，创造的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就是我们正面典型的重要主题和主要内容。这本身就是正面典型报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础条件。
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则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抓住时代特质，是摸准人心所向、确立典型宣传主题时必须牢牢把握的方法。从事典型报道时，就必须判断出时代的大的潮流，明确时代最需要的典型是什么，要对各种线索进行全面广泛的了解和反复的比较，要对露出较好苗头的线索进行深入的采访，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发掘其本质上的意义。时势造英雄。一个能够引起受众共鸣的正面典型，他的事迹总是要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群]]>
吴锦才
新华社报道作为舆论监督报道的重要力量，在国内干部群众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事实上已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们要从具体落实措施上加强工作，把新华社舆论监督报道在党和国家事务中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明确报道定位，融入执政体系
新华社的舆论监督报道与其他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媒体特征上，使用舆论公开的方式提出批评和警示，代表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事务进行舆论的监督。其特殊性，就是作为党和政府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承担执政体系内的监督职能。这是新华社的“四项职能”所决定的。新华社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国家通讯社、消息总汇、世界性通讯社，所要履行的这四项职能，都属于执政体系内的的职能。
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时期，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公开监督职能。当时，新生的红色政权给自己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明确了三项任务，其中：第一条包括“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第二条中则包括“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于经济政策的忽视与错误等都成为目前建设苏维埃的急要工作，须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
这几条宗旨贯穿新华社７５年历程，至今没有偏离。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舆论监督对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要求，新华社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履行舆论监督职能，主要应把握好如下三个核心定位：
一是体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新华社的舆论监督报道必须是群众对自己的政权的“批评、监督”，其目的就是使人民群众拥护我们的政权。
二是体现执政体系内的“自我批评”，要通过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完善制度，从而增强我们的执政能力、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
三是明确的建设性，即找出“正确的方法”，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执政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着眼于问题的解决，从事发、事起、事结的全过程都要有所预设、整体关注。其中尤应注重效果，注重解决问题，跟踪报道处理结果，使事态向积极方面引导。
明确我们的舆论监督报道履行的是执政体系内的监督职能，就能教育我们的记者编辑准确地承担监督责任、行使监督行为。特别是当监督者与被监督的行为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有明确的主见，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判断是与非、判断对与错，从而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卫生系统一些同志对当时媒体传播的群众对这个行业的舆论监督表示不满，其说法是“你们这样报道，会毁掉我们党的几百万医疗战线”。他的说法，其实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把自己战线的部分工作失误与整个战线混为一谈，把一部分收红包、漠视人民群众利益的职工与整个战线混为一谈，而且，一动就把自己所在的工作领域自封为动不得的“党的某某战线”。殊不知，他们所面对的，也正是我们党的宣传战线的媒体。宣传战线的同志们，和卫生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同样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进行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直气壮地解释说：我们都是党的不同战线的工作人员，我们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应该以我们各自的行为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来判断。几年后回头看，中央近几年从“解决行业不正之风”的角度对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要求，近两年又从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上学难”的实际问题的角度，对这些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示。而我们作为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党的媒体，连续几年来针对医疗行业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其所以正确，原因就在于我们坚定地把握了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根本。
使用协商机制，加强阳光监督
根据新华社四项职能的定位，我们面对具体的事实时，必须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着眼于改进工作，抓住群众关注、党和政府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加强舆论监督。其要领，是加强提高作为舆论监督力量的核心能力，把影响舆论的这种能力融入监督体系。
新华社融入整个监督体系的舆论监督的核心力量，主要]]>
吴锦才
许多深度报道的重要特点是对事实的本质作了理性的揭示。这种深度是怎样达到的？
分析一些新闻报道，我认为，通过大量新闻事实及背景在广度上的汇集，先实现知性，继而实现理性的发现。具体到报道上，从调查到研究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广泛深入的调查是从感性走向知性的路径
一般较多说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王元化先生说，知性是不同于感性认识的抽象思维，是人的认识历程中达到理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康德曾经把认识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后来黑格尔也沿用了这一说法。马克思在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把知性和理性加以区别，具体阐明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并且还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这个区分对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科学地运用从调查到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
在新闻报道中来说，对事实的调查，往往是达到知性的认识的有效路径。世上万事万物，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幕后的事实，并不能通过突击式的捕捉和积累式的观察而发现。这就需要记者的专业调查。在我国新闻界，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强调，已成一代代继承发扬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被公认为记者的基本功，公认为提高报道质量、增强报道有效性和针对性的法宝。尤其在承担党和政府、群众的“耳目喉舌”功能的新华社，诞生了一批批以调查型采访知名的记者。社长田聪明在新华社70周年纪念大会上总结说：70年来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新华社一切有影响的重要报道和有突出成就的记者，都是坚持不断深入调研的结果。
新华社记者慎海雄1991年在浙江山区采访时对全省10多位曾经赫赫有名的山林大户作了追踪，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大户已经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有些甚至已经流浪他乡。他们成了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和赶时髦而昙花一现的牺牲品。深思之余，便写了一组《山林大户悲喜录》的调查报告，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汇入笔端。稿件发出后，林业部、浙江省政府领导作了批示，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将稿件转发到了各县市，并出台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1994年，缙云县18个村农民状告壶镇镇政府以改制为由将一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缝纫机厂无偿转让给个人。当时浙江省的许多报纸还在连篇累牍地介绍"壶镇经验"，慎海雄经过实地调研，并走访许多农村经济界人士后，感到乡镇集体企业需要改制，但决不是像这种改法，这种改制的实质就是变相鲸吞集体资产。他进行的调查引起省委书记的重视。但由于个别人的抵触，此事没有下文。慎海雄又连续追踪了三年，三赴现场调查，直到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专程前往浙江调查，在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大楼里专门听取了记者汇报，并明确向省委提出了处理建议。有关人员以侵吞公共财产而被判刑入狱。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还以此为鉴，及时出台了规范乡镇企业转制的文件。1999年，慎海雄到浙江省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传化集团采访时，偶然得知这家企业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私营企业党委，随后便进行追踪调查，但发现当时省委组织部是以"特例"方式批准成立这个党委的，规定不挂牌、不宣传。而他在调查中感到，浙江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宪法》都已经明确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如此面广量大的经济成分中各级党委不敢理直气壮地把党的组织抓起来？为什么要像地下党一样在私营企业建党组织？为什么个私企业的员工想入党也找不到门？调查的结果说是上级没有明文规定，而且比较敏感。在认真学习之后，他感到：在个私企业中加强党组织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不能再让这个领域继续成为党建的空白点了。经过补充调查，采写了题为《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此事在浙江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只是慎海雄调查式采访经历中的几例。他的调查方式总的来说，具有关注大局、长期积累、问题在胸、注重研究的特点。他的这种调查，更多地体现为把握形势主流、把握政策方向，政策性相对较强，在内部参考报道中较多见。
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
在强调深入思考、深入研究的今天，在调查型采访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拓展出一种“研究型采访”。这种采访的方法是，充分运用所掌握的素材，着力进行思想层面意义的开掘，给人以重要的启发。这种采访，主要围绕思想理论、政策、概念等等要素进行，具备事实调查、案头汇总、材料分析等综合性手段，是增强报道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内涵的重要方法。
新的概念往往是一个系统想法的集中体现。概念提好了，有时，即出现一个号召力很强的新提法。这也是新闻记者研究型采访的重要领域。
1997年7月20日至27日，新华社以"餐桌经济系列报道"的栏目，连续播发了我]]>